全国人大代表卢庆国：
支持建立高水平中试基地，
助推科技成果转化

       3月4日，2022年全国两会拉开帷幕。
      全国人大代表卢庆国今年两会的主要建议之一是《关于支持建立高水平中试基地，助推科技成果转化的建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第一动力。一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积极推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核心所在。”卢庆国认为，科研成果转化到生产，一般是先在试验室取得科研成果，通过中试条件放大试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完善方案，再进一步应用到大生产上，中试是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进而实现工业化、商业化规模生产的非常重要且不可缺少的一环。
      据卢庆国介绍，多年来，我国通过多种途径转化科技成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观。现实中普遍存在重试验室建设、重生产、轻中试，致使中试环节薄弱、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低、科技成果转化成本高。许多产、学、研项目合作失败的原因是研发成果从试验室直接进入到大生产，导致科研单位埋怨企业对科技成果的接受消化能力差，企业则认为科研单位的成果不能用，相互指责，既严重影响了产学研合作的信心，又导致项目失败，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相比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普遍较为重视中试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大多具备非常好的中试条件，并组建有专业的中试团队，既可满足自身的需要，还可为社会上的相关企业提供有偿服务。而国内大学、科研机构多数没有自己的中试车间，少数拥有中试条件，因缺乏专业的中试人才等因素，导致中试设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部分科技型企业建有相应的中试平台，拥有专业的中试操作团队，而多数企业对中试条件不重视，国家没有专门支持中试条件建设的政策。中试平台的缺失已经成为制约科技创新中科技成果走向产业化的关键因素。
      为此，卢庆国建议，国家科技部门加大对中试平台基地建设的支持力度，在国家试验室等平台建设的条件中，突出中试条件的占比权重。在科技项目设置上，单列中试平台基地建设为支持对象，支持中试平台基地建设，助推科技成果转化。

郑福田委员：
规范技术要素市场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技术要素市场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是我国现代市场体系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类技术交易场所、服务机构和技术商品生产、交换、流通关系的总和。”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福田建议尽快制定出台技术要素市场条例，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
      郑福田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市场从无到有，功能逐步完善，制度环境不断优化，对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促进科技和经济融通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面对全球创新发展的新态势和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技术市场发展体制机制仍需完善、服务效能亟待提高、功能和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有待增强。
      对此，郑福田建议，国家应尽快制定出台技术要素市场条例，规范技术要素交易活动，优化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和加速转化落地。

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
建议将“技术经纪人”
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技术经纪人是指具备专业职业技能，以技术转移管理为核心，实施技术转移活动，促使技术成果商业化运用的人员。目前，有关科技创新管理、科研机构等单位已有一批实际从事技术经纪人员，他们在科技成果转化领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据科技部有关机构统计，2021年全国共登记技术合同670506项，技术交易额为24911.12亿元。技术经纪人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我国却没有法定的技术经纪人职业。为此，建议将技术经纪人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目前，技术经纪人行业已经实际存在，部分地区已经开展了技术经纪人专项培训，设立技术经纪人事务所，一大批技术经纪从业人员正在科技成果转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将技术经纪人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既有政策依据，又有客观现实需要，名正言顺，水到渠成。
      同时，建立技术转移人才职称评定制度。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根据技术经纪人员的技术评估对接，商分析谈判，知识产权和技术实施管理能力，以及技术转移绩效等，结合基础学历、学位、工作经历等建立一套方法科学、操作规范、技术先进的人才评价体系，且有别于现行教授、研究员、工程师的技术转移人才职称评定和职称晋升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王静：
建议设立科研成果技术评估、
转移转化机构或平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王静提交了《关于破解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难的提案》。
王静介绍，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长足进步。以专利为例，2021年授权发明专利69.6万件，实用新型312.0万件，PCT国际专利申请7.3万件，专利数量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专利数量存在严重“虚胖”，质量堪忧。
      2020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4.7%，其中，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4.9%，科研院所为11.3%，高校为3.8%（与美国相比相差15-20倍），这一结果与智力资源集中、科研经费充足、科技成果丰硕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形成巨大反差。
“在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成果转化的今天，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低已然不是政策扶持不够、企业创新意识不足、成果需求不旺的问题。在调研和实践中发现，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困难和障碍仍突出。”王静说。
      她具体提到：
      一是对知识产权价值认知不足，专利权主体缺少市场化前瞻性。专利申请重数量不重质量，有产业化价值的专利占比低，甚至为了科研项目结题单纯“制造成果”，这样的“成果”自然难逃被市场淘汰的命运。
      二是成果培育和转化机制不完善，缺乏技术工程化途径。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现有科研评价体系中，在职称晋升、科技成果奖励时，普遍只看第一单位、第一作者，导致科研工作者或团队缺乏与他人合作的动力，不愿意坐“冷板凳”，大都做自己能独立完成的短平快“小”成果。虽常有某一科研领域“点”的突破，但缺乏技术工程化、系统化和供应链整合的平台和能力，难以跨越技术到商品的死亡鸿沟，导致大部分“高新成果”束之高阁。
      三是成果转化队伍与机构建设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在成果转化过程中，既懂科技创新规律，又懂市场商务实践，且懂法规制度的“专业人”、“明白人”稀缺。要实现成果转化，往往要把科研人员“逼成”专业转化人员，试错成本奇高，甚至有牢狱之灾。这些问题使很多科研人员对成果转化只能一再观望、望而生畏、望而却步。
      对此，结合实际，王静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提高专利质量，让成果真正“值得转”。加强对科研院所和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专业培训，常设包含专利申请、挖掘布局、侵权分析和商业化实践案例解读的系统课程。提高知识产权申请质量，对国家级的技术应用类研究项目承接科研团队提供知识产权保护辅导，破除仅把专利证书当“考核指标”和“荣誉证书”的错误导向，回归专利以公开换保护的本质。
      第二，鼓励协同创新，完善知识产权确权制度，提供技术成果工程化的种子基金，实现第一步的“如何转”。破除阻碍科研人员合作创新的考核机制，规范科研成果完成人署名，允许科研人员自行约定知识产权权属比例。鼓励科研院所和高校使用科研经费或者社会捐赠设立成果产业化种子基金或创业投资基金，用以扶持技术工程化、规模化、产品化验证，提高科技成果技术到商品的转化效率。
      第三，设立各级或第三方技术评估和转移转化机构或平台，让科研单位“敢于转”。科研人员大都是“专才”，不是“全才”，需组建由技术、法律、金融、管理等方面专业人才组成的机构或平台，负责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指导和管理，提供精准全方位的服务，降低行政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的法律和商业风险，扭转专利所有权人怕承担风险而“不敢转”的局面，走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蓝闽波委员：
调整思维模式促进转化链“发育”

     “我们的创新体系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重科研、轻转化’现象。目前我国已形成较完善的基础科研体系，但是转化链依然‘发育’不足。”谈及科学研究如何与产业发展衔接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蓝闽波说。”
      调研中，蓝闽波发现多年形成的以论文影响因子及数量考核和科研项目考核的机制依然未有根本性改变。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更注重某些单一性能指标与参数的突破性；而成为商品则更多地要求多维度、多技术参数的平衡，以及长期使用和规模化生产的稳定性。因此，许多科研项目即使达到某些要求结题了，但对产业的帮助有限。重大专项、科研项目的负责人或课题组主要以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组成，项目进展与成果更偏向于基础科研理论的发展与突破，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项目研发难以形成适用的产品或得到企业认可。项目推进的阶段性验收欠缺工程应用端的考虑，导致大型企业，如华为等不得不从基础研究开始布局。
    “我国目前的部分政策与科技管理有较明显的在‘强调工程技术创新’和‘加强基础科学’之间摇摆的现状。”蓝闽波分析说，“导致基础科学端无法为工程技术端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同时工程技术端也没有很好地做好接收基础研究成果的准备。”
      蓝闽波解释说，科学一般指发现，即认识自然的能力；技术一般指发明，即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学活动是物质转化为精神的过程，技术活动是精神转化为物质的过程。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科学不再是纯理论，而是用于设计更为精良的技术和工艺。自此开始，科学引领技术，成为文明的引导力量。在数字时代，科学和技术相互依存：没有科学就产生不出新技术，而产生不出新技术，科学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
    “今天，科技开始关注和面向社会经济生活，而技术也是科学原理延伸下的技术，两者的融合成为世界出现变革性发展和经济呈现指数级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蓝闽波说。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我国诞生了很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但蓝闽波指出，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隐患：这些企业关注的创新更多来自商业模式，而非技术提升。商业模式创新是赶超型经济体所拥有的“后发优势”的一部分，这使发展中国家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以改良或直接复制的方式实现全球最新技术在本地市场的落地。
    “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就是这种后发优势的体现”。蓝闽波认为，从长远来看，‘后发’的劣势也逐渐显现出来。一是来自先行者的恶意竞争，如芯片断供；二是‘后发’者形成习惯低成本的快速成本路径后，缺乏在基础科学和技术上谋求创新和发展的积极性。我国要从产业大国向产业强国转变，急需调整创新的思维模式和认识的转变。
世界各国对科技发展的一些做法对我国也有借鉴作用。1995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了《技术成熟度白皮书》，从科学原理出发到最终形成产业，将技术划分为9个等级，形成了紧密衔接的完整统一体。其中1-3属于基础研究范畴，4-6属于转化范畴，7-9属于产业范畴。多年来，由于我国在基础研究转化方面的缺失，科技成果难以向实际应用转化，更难以形成规模性市场，于是在科技与经济之间形成了“瓶颈”。基础研究急需各类技术平台支撑，才能形成互为一体的转化模式。我们要进一步提升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的融合，从社会发展需要的角度发展基础科学。
    “欧盟在设计大型科学计划时，通常会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企业研究人员整合在一起，构建完整的统一体。”蓝闽波说, “日本也有相似的模式，这些项目在设立时就构建了科技与经济的桥梁，能够推动基础研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经济的进步。”